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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某某合同诈骗、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案

发布时间:2021/1/12 15:35:24 点击数量:793

  张嫔  王柳巧

一、案情简介

20115月,A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因项目开发需要资金向C银行申请贷款,因不符合贷款条件遭拒。因陈某某与C银行交好,经A公司股东郑某某介绍,让陈某某帮忙办理贷款事宜。陈某某隐瞒其资不抵债的事实,与A公司签订借贷款协议,以陈某某实际控制的B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名义,虚构贸易事项向C银行申请贷款,并假意约定所得资金按A公司、陈某某各占总额2/31/3的比例予以使用,从而骗取A公司以E地块土地作为担保。

20116月,C银行贷款审批人周某某、俞某某在明知贷款资金由担保单位A公司使用以及贷款合同中的用途和其他证明贷款用途的材料是虚构的情况下仍审批通过该笔3600万元的贷款。后该笔贷款资金发放至B公司的账户内,陈某某为感谢周某某、俞某某在贷款时给予的帮助,根据该二人要求将50万元汇入指定账户,该二人予以收受。后3600万元资金被陈某某实际控制,大部分用于赌博、归还其个人债务等。经A公司再三催讨,陈某某向A公司共计汇款1600万元,实际骗取2000万元。

201111月,陈某某为避债而出逃,后A公司以担保人的身份向C银行偿还3600万元贷款本息。

二、分歧意见

(一)关于陈某某是否实施了诈骗行为的问题

第一种观点认为陈某某向C银行贷款的起因是A公司不符合贷款条件向其求助,并且其没有主动向A公司提及自己资金雄厚有还款条件,仅是在郑某某介绍其与A公司其他股东认识并提及其资金雄厚时未予以否认,即其没有实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诈骗行为,因此不构罪。

第二种观点认为陈某某虽然未主动欺骗A公司说自己资金雄厚,但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其默认的态度实际上系实施隐瞒自己资不抵债事实的行为,让A公司误以为其有能力偿还贷款,这也是一种诈骗行为,构成诈骗类犯罪。

(二)关于陈某某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还是贷款诈骗罪的问题

    第一种观点认为陈某某通过欺骗手段骗得A公司为其贷款提供真实的担保,继而在其无力偿还银行贷款的情况下成为银行债务的实际承担者,陈某某的行为表面看是骗取C银行的贷款,实际侵害的是A公司的财产利益,犯罪对象并非银行贷款而是担保合同一方当事人的财产,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第二种观点认为陈某某骗取A公司担保的目的是骗取C银行的贷款,事实上最终也骗取了C银行的贷款资金,按照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对此种行为应以贷款诈骗罪论处。至于A公司以担保人的身份向C银行偿还贷款本息的行为系事后的民事行为,不影响贷款诈骗罪的认定。

第三种观点认为陈某某骗取A公司的担保对A公司构成合同诈骗罪,利用骗取的担保获取C银行贷款的行为对C银行构成贷款诈骗罪,但陈某某最终目的是获得C银行的贷款,其对于A公司的欺诈只是其为骗得贷款的一种手段而已,前后两次欺诈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构成牵连犯,从一重罪处罚,一般应当以贷款诈骗罪论处。

(三)关于陈某某向周某某、俞某某行贿的行为是否单独构成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问题

第一种观点认为陈某某在合同诈骗过程中为顺利得到贷款而实施向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行为,系实施犯罪的手段行为,与合同诈骗罪系牵连犯,应当从一重罪处罚,以合同诈骗罪论处,不单独评价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

第二种观点认为牵连关系要具有类型化、通常性的特征,并不是任何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集合起来就构成牵连犯,只有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在实践中经常结合在一起具备了类型化的特征才能构成,本案中陈某某的行贿行为与诈骗行为之间的关系不具备类型化的特征,应当单独评价,构成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与合同诈骗罪数罪并罚。

三、法理评析

(一)陈某某的行为系不作为的诈骗行为

诈骗类犯罪的基本行为结构是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使被害人产生或维持认识错误,对方基于认识错误处分财物,行为人或第三人取得财物,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在这一行为结构中,我们通常认为“欺骗行为”是首要性关键性因素,诈骗类犯罪最核心的特征就是以欺骗行为使受骗人“自愿”处分财物,这也是其与盗窃、抢劫等其他财产类犯罪的本质区别。我国刑法条文并未对“欺骗行为”进行解释,刑法理论通说认为欺骗行为主要是“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所谓虚构事实,就是捏造不存在的事实,骗取被害人的信任;而所谓隐瞒真相,就是对被害人掩盖客观存在的某种事实,这种事实如果被害人知道,就不会将财物交给犯罪分子。虚构事实是诈骗类犯罪中较为常见的行为方式,行为人一般通过积极的言语陈述或者行为举动向对方传达不存在的事实,多表现为作为方式,而隐瞒真相主要指行为人有告知真相的义务而故意不告知,从这个角度讲,隐瞒真相多表现为不作为方式。

具体到本案,虽然陈某某并非主动起意以A公司的土地作为担保向C银行贷款,但其在A公司股东郑某某在该公司其他股东面前称其资金雄厚有还款条件,可与其合作向C银行贷款时未予以否认,隐瞒了自己资不抵债的事实,让A公司误以为其有能力偿还贷款,继而为其提供真实有效的担保。这种行为方式实际上属于不作为的隐瞒真相的行为方式,陈某某面对被害人产生的认识错误,基于法律规定以及合同行为而有告知真相的义务,其实际上未履行告知义务,而是维持并利用了A公司已经产生的认识错误,最终A公司基于陈某某的欺骗行为处分财产并造成损失。

(二)陈某某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其一,陈某某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其辩解自己并无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本案仅是民事上的借贷纠纷,但根据2001《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及2017年高检院公诉厅《关于办理涉互联网金融犯罪案件有关问题座谈会纪要》的相关规定,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肆意挥霍骗取资金等非法占有资金、拒不返还的行为均应当认定为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结合本案具体情况,陈某某在和A公司协议合作向C银行贷款之初,无履约能力的事实已经存在,且陈某某本人明知;陈某某在获得贷款后并未将贷款用于规定用途,其将绝大部分款项在短时间内用于归还其个人债务,且在资金状况极不乐观的情况下还将近400万元用于澳门赌博,对资金随意挥霍,根据其使用用途足以判断其后续难以有归还能力;在贷款未到期前,陈某某便已经出逃,无任何归还意图体现。综上,足以认定陈某某有非法占有目的。

其二,陈某某有隐瞒真相的诈骗行为,且其诈骗行为针对的对象是A公司。在本案中,陈某某主要实施了两个欺骗行为,第一个行为如前所述系明知自己资金能力不具备履约能力的情况下,向A公司隐瞒自己资不抵债,无力履约的事实,骗得A公司担保的行为,应当认定为隐瞒事实的不作为诈骗行为;第二个行为是以A公司的土地作为真实担保,但是虚构贸易事项向C银行申请贷款,也即贷款合同中的用途和其他证明贷款用途的材料是虚构的。那么我们需要分析的就是这两种行为和被骗人处分财产的行为是否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前一种不作为的欺骗行为直接导致A公司产生认识错误,因而作出提供担保的决定,即该欺骗行为与担保公司提供担保的行为有直接因果关系;而后一种虚构贸易事项的欺骗行为并未直接导致C银行发放贷款:首先,本案中C银行贷款审批人周某某、俞某某系在明知贷款资金由担保单位A公司使用以及贷款合同中的用途和其他证明贷款用途的材料是虚构的情况下审批通过该笔3600万元的贷款的,且对于陈某某之前在放贷行还有巨额贷款未归还和为他人巨额贷款担保的情况也有所了解,因此可以认定代表贷款行决定放贷的部门负责人员和单位负责人员并非受贷款主合同内容的欺骗而放贷;其次,退一步讲,即使贷款行不了解贷款的真实用途以及陈某某的实际偿还能力,其审批通过贷款主要也不是出于对陈某某借款用途或还款能力的考量,而是出于对担保物实际价值的考量,因为其完全可以相信即使借款人不能偿还贷款其还是可以通过担保物的价值弥补损失,而且贷款用途和还款能力的考量是非常困难的,而担保物的价值是容易确定的,因此,C银行发放贷款的原因无论从本案的实际情况还是从银行放贷逻辑来考量,都不是因为陈某某的欺骗行为,即欺骗行为和银行放贷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不能认定欺骗行为使银行产生错误认识而处分财产。综上,本案应当认定陈某某对A公司实施了隐瞒真相的欺骗行为,从而使A公司产生认识错误而处分财产。

其三,本案中的被害人应当认定为A公司而非C银行。如何确定被害人指的是谁的法益受到侵害,结合本案,笔者认为A公司提供的担保是真实有效的,在这种情况下,C银行的法益未受到侵害:首先,从具体财产损失角度看,判断财产损失的时点,应是被害人进行财产处分的时点,关键在于财产处分行为完成时,被害人因财产处分所减少的财产是否直接获得经济上的等价补偿,如获得相应的民事权利。笔者赞同这一观点,银行在与陈某某签订借贷合同时也获得了A公司给与的相应的民事权利,即可以在陈某某无力偿还贷款时要求A公司进行偿还,本案中银行最终确实获得了担保公司的代偿款;退一步讲,即使最终由于担保公司清偿能力出现问题或者担保公司提供的担保物不足以清偿贷款而导致银行未获得或者未完全获得贷款偿还,那也是银行在金融领域内应当承担的正常的民事风险,不能与刑法规定的财产损失混为一谈。综上,C银行不存在刑法意义上的具体财产损失。其次,从抽象法益侵害角度看,部分学者和司法实务工作者认为即使行为人未实际给银行等金融机构造成经济损失,其行为也是对金融秩序的一种破坏,在这个层面上侵害了刑法保护的秩序法益。笔者不赞同这一观点,法益的范围不能太过宽泛,将没有也不会有造成市场主体实际损失风险,而只有可能涉及所谓的破坏金融秩序的行为纳入刑法调整范围,这更像是一种“象征性立法”,其目的在于展现某种政治宣示或公告安抚的功能,由于缺乏法益保护之功能,无法产生法益保护效果,难以适用于司法实践,仅有形式意义上的立法存在感。以这种方式调整市场活动,不利于市场经济有活力地发展。综上,本案中陈某某以提供真实担保的方式向C银行贷款,不可能给银行造成刑法意义上的损失,因而未侵害贷款诈骗罪所保护的金融秩序法益,不能认定C银行是本案的被害人。而反观担保方A公司,基于陈某某的欺骗行为提供了真实的担保,银行本就可以通过担保来实现贷款债权,最终受损系担保人,也即本案的被害人就是担保方A公司。

综上,陈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隐瞒真相,骗取被害单位A公司提供贷款担保,并对贷款资金进行处置,无力归还贷款,造成被害单位A公司数额特别巨大的经济损失,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三)陈某某向周某某、俞某某行贿的行为单独构成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

1.陈某某的行为构成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

其一,陈某某谋取的是不正当利益。根据20081120日两高《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九条的规定,谋取不正当利益是指行贿人谋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者政策规定的利益,或者要求对方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者政策、行业规范的规定提供帮助或者便利条件。同时,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加强商业性房地产信贷管理的通知》(银发(2007359号)第一条的规定,商业银行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发放的贷款只能通过房地产开发贷款科目发放,严禁以房地产开发流动资金贷款或其他贷款科目发放。结合本案,陈某某在明知A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未果的情况下,向贷款经办人员周某某求助,后周某某向陈某某建议以土地作为抵押,以贸易公司出面申请流动资金贷款,最终使得部分贷款流向房地产开发。其谋取的利益违背了上述规定,应认定为不正当利益。

其二,陈某某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实施了行贿行为。该事实由原周某某等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刑事判决书及相关案卷材料中俞某某、周某某的供述等予以证实,20116月,陈某某为感谢周某某等人在上述贷款中的帮助,根据俞某某、周某某的要求,将人民币50万元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送予周某某等人。

综上,陈某某在骗取担保向银行申请贷款过程中,为违规取得、使用贷款,向C银行的贷款经办人周某某等人送予50万元,使得以流动资金名目发放的贷款实际流向房地产企业,该行为应当以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定罪处罚。

2.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和合同诈骗行为不构成牵连犯。

其一,从牵连犯的概念以及我国司法实践来看,一般而言,所谓牵连关系,是指行为人实施的数个行为之间具有方法和目的或原因和结果的内在联系。我国刑法总则没有明确规定牵连犯及其处罚原则,刑法分则对牵连犯的处罚有所规定,但这些规定没有统一标准,有的从一重罪处罚,有的从一重从重处罚,有的数罪并罚,但我国刑法理论界的主流观点以及司法实践一般是从一重罪处罚。然而不可否认,牵连犯实质上是数罪,若肆意认定行为人实施的数个行为之间有方法和目的或原因和结果关系的就构成牵连犯,继而从一重罪处罚,有放纵犯罪之嫌,在一定程度上有违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因此笔者认同刑法理论上主张严格限制牵连犯的成立范围,只有各行为之间具有高度伴随性才能认定为牵连犯的观点,即对于除刑法分则明确规定为牵连犯的情形以外的情况,应当严格考量两个行为之间的关系是否具有类型化、通常性特征。

其二,从本案具体情况来看,陈某某虽然在合同诈骗过程中为得到违背相关规定的贷款资金而实施向银行贷款经办人行贿的行为,属于目的行为和手段行为的关系,但从社会生活的一般经验来看,上述两个行为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至少未达到“通常如此”的类型化关系。此外,从两个行为侵害的法益来看,虽然都是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但目的行为涉嫌扰乱国家的市场秩序以及侵害担保合同一方当事人的财产,手段行为涉嫌妨害银行的管理秩序,两个行为侵害的法益具有单独评价的意义,不应当根据从一重罪处罚的通说以合同诈骗罪一罪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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