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学会简介 法学要闻 上级精神 学会期刊 法律法规数据库 案例选登 学术活动 表单下载
今天是2021年7月29日 星期四  
   案例选登
 
案例选登  

贩卖毒品案件中毒品数量认定疑难问题小议

发布时间:2021/2/1 15:38:01 点击数量:808

  陈蔚云

    一、案情简介

    20183月至7月期间,犯罪嫌疑人蒋某向殷某等人累计贩卖毒品甲基苯丙胺(冰毒)16次,累计贩卖毒品7.4克。2018725日犯罪嫌疑人蒋某被民警抓获。当日民警从其住处查获甲基苯丙胺一包,重0.24克。几天后,犯罪嫌疑人蒋某的妻子王某在犯罪嫌疑人房间一条被子里发现甲基苯丙胺20包,重约4克。后王某将上述毒品赠予许某和孔某(均系吸毒人员)吸食。

    二、分歧意见

    (一)家属发现的毒品能否参照查获毒品的相关规定认定

    第一种意见认为不能参照查获毒品进行认定。虽然从实质层面来讲,二者并无甚区别。但因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武汉会议纪要》)中只规定对查获的毒品一般应认定为贩卖的毒品。本案虽然和查获类似,但“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不能随意作扩大解释。

    第二种意见认为应当参照查获毒品的相关规定认定。因为《武汉会议纪要》上述规定旨在解决贩毒人员持有的尚未贩卖的毒品的罪名认定问题。查获是发现贩毒人员存放持有毒品情况的典型、常见方式,但非唯一方式。不能反向推定只有查获的毒品才能认定为贩卖的毒品的。被家属发现的毒品也是为贩毒人员所持有的毒品,因此应认定为其贩卖的毒品。

   (二)藏匿的毒品被家属送人是否属于“并非贩毒人员用于贩卖”例外情形

    第一种意见认为本案属于“并非贩毒人员用于贩卖”例外情形。因为从实际情况来看,该4克毒品被犯罪嫌疑人妻子赠予他人吸食。这一事实反面证实了犯罪嫌疑人蒋某购入的这4克冰毒并未用于贩卖。因此不能将该4克毒品认定为犯罪嫌疑人蒋某的贩毒数量。

    第二种意见认为本案不属于“并非贩毒人员用于贩卖”例外情形。《武汉会议纪要》规定“……查获的毒品,一般均应认定为其贩卖的毒品”。也即对于贩毒人员,可直接推定其对于自己持有的毒品具有贩卖故意,除非有反证。本案中蒋某是贩毒人员,因此可推定其对于该4克毒品有贩卖意图。虽然该4克毒品被其妻子王某送人,导致其贩卖毒品的目的客观上无实现可能,但这并不影响其主观贩卖意图的认定。因此应将该4克毒品认定为其贩卖的毒品。

    三、法理评析

   (一)其他方式发现的贩毒人员持有的毒品应参照查获认定

    我国刑法对贩卖毒品罪的定罪量刑有明确规定,相关司法解释和解释性文件对于何为“贩卖”、犯罪主观方面的认定方式等也有具体的指导意见。在此大前提下,在个案中对法律进行理解适用,不存在对“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原则的违反。

    《武汉会议纪要》属于司法解释性文件,是对现行法律、司法解释的细化和补充,目的在于与时俱进地总结毒品案件办理司法经验,指明司法方向,引导司法人员在毒品案件办理中更好地实现正确适用法律和严厉准确打击毒品犯罪的统一。因此在对《纪要》进行理解适用时,应将其嵌入毒品犯罪相关法律法规这一有机整体中。语义解释是基础,体系解释才是根本。在理解适用时,不仅停留于对字面含义的理解,更应注重对其精神实质的分析,不能违反基本法理。

    在对“贩毒人员被抓获后,对于从其住所、车辆等处查获的毒品,一般均应认定为其贩卖的毒品”进行适用的时候,应抓住其本质是明确了可以对贩卖人员对于所持毒品的主观故意进行推定这一实质。只要贩卖过毒品,是贩毒人员,就可直接认定其对持有的其他毒品也具有贩卖故意。因为基于其之前的毒品交易行为,有理由相信一旦有人购买,其就会努力促成毒品交易而非相反。本案中,犯罪嫌疑人蒋某曾多次向他人贩卖毒品,据此可认定其为贩毒人员。被民警抓获时,犯罪嫌疑人蒋某住处藏有毒品约4.24克,该4.24克均为犯罪嫌疑人蒋某所有,因此均应认定为其贩卖的毒品。如果仅仅因为《纪要》中的措辞是“查获”,就认为其藏匿的没被查获的毒品不能认定为其贩卖的毒品,就犯了严重的教条主义、机械主义错误,也有违严厉准确打击毒品犯罪的立法司法理念。

    认为本案中被民警查获的0.24克属于贩卖毒品的数量,未被民警查获的4克毒品不能认定为蒋某的贩毒数量的观点内在蕴含着犯罪事实的认定与否不是考察犯罪嫌疑人犯罪行为,而是考察侦查人员取证行为的荒谬逻辑。

    由此可见,不论是对立法司法精神进行正面实质解读,还是对反向观点进行逻辑检视,都能得出贩毒人员持有的毒品应认定为其贩卖的毒品的结论。

   (二)藏匿的毒品被家属送人,不属于“并非贩毒人员用于贩卖”例外情形

    如前所述,本案中犯罪嫌疑人蒋某是贩毒人员,有多次向他人贩卖毒品的犯罪事实。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武汉会议纪要》,可推定蒋某对自己存放持有的毒品具有贩卖故意。但《武汉会议纪要》还规定了查获毒品认定为贩卖数量的例外——“确有证据证明查获的毒品并非贩毒人员用于贩卖”。本案是否属于该例外情形呢?

    首先,应分析蒋某除上述推定的贩卖毒品故意外,还有无其他故意。本案中,有充足的证据证实蒋某是贩毒人员。其自己也承认在住处存放有少量毒品。其也没有提到过对于存放的毒品有何特别用途。由此可见,本案中蒋某对于藏匿毒品的主观故意没有变化过。在案也无与上述推定相矛盾的证据。

    其次,再来看蒋某妻子对毒品的处理是否会影响上述推定。本案中蒋某被抓后,其与妻子并无联络。因此不存在其妻子还其意思行事的可能。按照罪责自负原则,其妻子王某对毒品的处理只会影响自身责任认定,与蒋某无关,因此其妻王某对毒品的处理不影响对贩毒人员蒋某主观故意的推定。换句话说,对蒋某的行为评价从其开始从事毒品贩卖活动开始,到其被抓获为止。其后发生的事情不受其掌控,因此不能作为其罪责的评价因素。其妻子发现并处理毒品的过程对于蒋某的意义仅在于有证据证实蒋某在住处藏匿了该4克毒品。

    至此,不难得出本案不属于“并非贩毒人员用于贩卖”这一例外情形的结论。而认为蒋某妻子将毒品送人的客观结果是对蒋某主观贩卖故意的反证的观点错就错在“张冠李戴”而不自知,错将其妻子单独的意志和行为归结到蒋某身上。同时,混淆了主观故意和客观结果的不同。虽然从语义上“用于贩卖”可以指称目的,也可以指称结果。但《武汉会议纪要》中“用于贩卖”显然是主观故意考量而非客观结果考量。如果仅从结果上看未用于贩卖就不认定的话,被民警查获的毒品不是同样未被用于贩卖?毒品犯罪是行为犯,不是结果犯,且贩毒行为不仅仅指卖出行为,为贩卖而收买也属于贩卖。因此,从犯罪嫌疑人蒋某基于贩卖故意购入、持有毒品的那一刻起,其行为就已经构成了贩卖毒品罪。其后不管有无实际卖出、能不能卖出,都不影响其罪名认定。

·上一篇:陈某某合同诈骗、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案
舟山市法学会 主办单位:舟山市法学会、浙江省法学会海洋经济法治研究会
地址:舟山市新城翁山路530号市行政中心北大楼3楼 浙ICP备10216576号 技术支持:网乐科技
联系电话:0580-2043641 电子邮箱:zssfx@163.com
建议使用浏览器兼容模式 版权所有@CopyRight 2016-2022

浙公网安备 33090002000023号